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推至五千年前。而在三千年前已有结构完备的甲骨文，其书写的技巧、工具的运用，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书法艺术的初期阶段，可惜考古挖掘至今仍未能发现夏代较完整性的文字。但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必备的三个重要因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书法主要体现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书、竹（木）简诸方面。这一时期，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从幼稚阶段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然而，它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十五万片以上，不重复的字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可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董作宾曾就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饬；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帝一、帝辛），严整。以时代来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朴，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后填朱，也有少数甲骨以朱墨所写而未刻。说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写后刻。从这里知道甲骨文的线条不仅有刀法而且还包含笔意，对于笔意是不容忽视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线条瘦劲犀利，有直线也有曲线；有单刀也有双刀。往往是中间较粗两头尖，而点画起止仍有一些方圆之法；有的直画微带曲意，线条点画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字的结构一般呈扁长方，方圆曲线、直线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竖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开。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著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

　　1、钟繇(151－230) 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其主要作品有： 　　（1）宣示表：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2）荐季直表：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2、王羲之 (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quot;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其主要作品有： 　　（1）乐毅论 ：王羲之书，小揩字体。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2）黄庭经：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3）兰亭序 ：这篇文字，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4）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 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5）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6）丧乱帖：《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7）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因卷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十七帖》草书，前人评?quot;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这正表明他善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3、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其主要作品有： 　　（1）洛神赋十三行：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2）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3）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4、王洵(350 - 401) 字元琳，小字法护。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官至尚书令。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一直被后代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是因为它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其主要作品有： 　　（1）伯远帖： 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quot;三希"之三。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魏蜀吴三国鼎立，只有四十五年的历史，三国石刻承东汉余绪，然而，立碑之风衰竭。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当时葬礼过繁，曾下令禁止制造石兽、碑铭，自次以后，碑刻减少，但并不因此而完全绝迹，仍旧有不少重要的碑刻。如魏的《上尊号奏》、《受禅表》、《范式碑》等，吴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等，蜀无石刻流传。在这些碑刻中大多数是隶书体，然而与汉碑不同，其实正是行楷书逐渐取代了隶书之际，隶书中楷书笔法成分加强，在这些典章巨制的碑刻中也能够透出消息。自魏至明，再也没有写出汉碑隶书的风韵，然而，三国时的魏隶其飘逸拓展不及汉隶，然茂密浑穆、整严浓丽，却为两晋南北朝隶揩的渊源所在。

转贴自《中国国家地理》2001.12期 　　在我们所熟知的纸张发明前，简牍是人们最常用的文字载体之一。在3 千年前的甲骨文、金文中屡见不鲜的“册”字便是把若干竹木简用绳编联的形象。虽然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的,但最保守地估计,以简牍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人们俗称之为“简牍时代”。 　　与简牍同时并用的还有帛书。但由于它比较昂贵，通常只用于抄录重要的书籍和文件，而不像简牍一样广泛流行于社会，同时也不像简牍般地大量再现于现代考古。 　　当然简牍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也都曾有过使用木质书写材料的历史。已见实物出土者如日本奈良的平城宫木简，韩国咸安城山的山城木简，英国文德兰达出土的罗马时代木简，意大利的庞培、海尔卡拉姆及瑞士的文德奈萨木简。因为英国的文德兰达木简出土地点与中国居延汉简的出土环境类似，同属于屯戍遗简，故被我国学者称之为“英国的居延汉简”。 　首先拉开中国近百年简牍大发现序幕的是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和斯文·赫定。1900年，斯坦因经印度政府批准开始进行中亚考察，其中涉及我国的考察有3次。第一次考察始于1900年5月, 1901年1月抵达尼雅并发现40余枚汉文简牍及524枚卢文木牍，这是20世纪简牍百年发现史的起始。第二次考察始于1906年4月， 1907年深入敦煌，发现1千余枚简牍。斯文·赫定曾进行过两次中亚考察，其中第二次始于1899年，在1901年至楼兰发掘时，获36张汉文纸文书及120枚木简。 　　此时关注中国简牍的还有日本的大谷探险队。该队于1908年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1909年抵达新疆库尔勒。考察队年轻队员桔瑞超在前往楼兰古城途中，于该城西南50公里处意外发现了海头故城（当时曾误认为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故城），获得木简5枚，纸文书39件，因所载内容与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有关，俗称“李柏文书”。 　　上述外国人发现简牍的考察报告见于斯坦因《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尽报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文·赫定《1898—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及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等。虽然这些考古发现的功绩被冠以外国人之名，而就这些发现整理成就卓著者当属国人王国维与罗振玉，其所著《流沙坠简》至今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外国考察队在中国发现的数批重要简牍，已被悉数掠走。 　　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居延汉简”，但这批珍贵的实物却因战火而辗转海内外。 　　1927年，中国与瑞典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当年，中方团员黄文弼于额济纳河畔的葱都尔捡得汉简数枚，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1930年，考察队再次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瑞典籍团员贝格曼率队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及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约60公里间，共对32处遗址进行发掘，开挖了586个坑位，其中20处463个坑位共出土简牍1万余枚。由于这是20世纪上半叶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曾震惊海内外。但简牍的整理、收藏却屡遭磨难。 　　1931年5月，万余枚珍贵简牍运抵北京，最初是由中国学者马衡、刘半农及瑞典学者高本汉、法国学者伯希和进行清理。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劳干、向达等学者先后加入。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清除附土，按出土地点进行编号、拍照及做初步释文。此时，日寇侵略之战火已逼进北京，简牍整理工作被迫暂停。日寇入侵时，汉简的原版照片两次被战火所毁，幸有马衡和劳干各自保留的不完整的照片尚存。<br> 　　为保存简牍实物，在沈仲章、徐森玉、蒋梦麟、袁同礼、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居延汉简终经天津、青岛转运至香港，暂藏于香港大学。1940年，这批简牍再远渡太平洋运至美国，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由胡适经手，居延汉简运至台湾。1999年我曾赴台访问，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见到了这批历经劫难的简牍。令人欣慰的是，其保存状况良好。

居延新简有新篇：发现大批成册的公文

　　然而居延汉简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居延发现了万余枚汉简，但毕竟那时的考古发掘条件有限，不可能穷尽那一带的地下古代遗物。因此，当时光进入到70年代，再次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72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部门组成的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开始了全面的考古调查。1973—1974年间，考古队分别对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关等3处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19000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1976年，该队又对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开展调查，获木简173枚。1982年再赴甲渠候官遗址复查时，获简20枚。上述调查与发掘先后历时10年。 　　与半个世纪前居延汉简的发现相比,这次考察的范围更广,重点发掘的遗址皆按严格考古规范进行,每个考古挖掘点都划出探方,在文物出土的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都取得了系统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对简牍的整理、研究，亦对再现汉代烽燧的面貌，提供了远比以前清晰和准确的资料。 　　为了有别于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整理者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称之为“居延新简”。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内容为大量成册的公文。据何双全先生的初步统计，成册者达340余，其中完整者46册，欠完整者218册，残缺较甚者80余册。<br> 　　由于成册的简牍有许多是出于甲渠候官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第22号房舍遗址内，所发现的近900枚木简，包含从王莽天凤至建武初年间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发掘者认为此舍应为当时的档案室，否则不会如此集中地收留有这么多的公文册。

　　中国古代有两部著名的兵法著作，一为《孙子兵法》，一为《孙膑兵法》。若没有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和孙膑其人，将永远被埋没。　

1972年4月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1号墓出土近7500枚，2号墓出土32枚。1号墓墓主姓“司马”。“司马”亦是当时一级军官的称谓。按当时以官为姓的风尚，墓主本人或为军官，或为军事爱好者，或为军官后代，三者必居其一，故随葬了许多兵书及与军事有关的占卜书。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为了结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司马迁在《史记》里载孙武是春秋时人，孙膑是战国时人。孙武有兵书13篇，即现存的《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即《孙子兵法》）82篇，图9卷，《齐孙子》（即《孙膑兵法》）89篇，图4卷。但在《隋书·经籍志》以后再也未见《齐孙子》的记载，说明《齐孙子》至晚在隋代已失传。后人多怀疑孙膑其人及其兵法的存在，或认为孙武与孙膑本为一人。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但这一观点实际是否定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孙膑自己有兵法著作传世的记载。而银雀山竹简的出土，使失传1000余年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得以重见天日，关于两部兵书的猜疑和争论自然消散。 　　竹简本《孙膑兵法》含《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等篇，其中前4篇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可确定为《孙膑兵法》本文。第5篇以下各篇文首皆书“孙子曰”，但文体风格与《吴孙子》13篇及其佚书皆不相类，此“孙子”当指孙膑。但这些篇既可能是《孙膑兵法》本文，也可能为其佚篇。

　　一大批有关秦汉法律的竹简出土，使大学里法制史教材中有关秦汉法律的简略介绍变为厚重的篇章。耐人寻味的是，很多极富史料价值的简牍并不是出于豪官大墓，相反，凡是涉及重要制度及重大事件的史料多出自小型墓葬，而墓主生前大多为从事文秘工作的史官。

　　以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为例，这是一座小型木椁墓，墓主名“喜”，在秦始皇时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据医学鉴定，死者年方40余岁，墓中随葬大批法律文书，正是墓主生前常用的。出土简牍1200余枚，其中《语书》一编14枚，前半部是秦南郡守腾于公元前227年四月颁布的教戒文告，告示各级官吏严守秦法；后半部列举良吏与恶吏的种种表现，号召吏员去恶从善。墓主视这份文书为座右铭，被捧在腹下右手侧。置于棺内的还有《秦律十八种》201简、《效律》60简、《秦律杂抄》42简、《法律答问》210简、《封诊式》98简等。在这些秦简发现以前，中国法制史教材中有关秦代法律制度的介绍比较简略，随着对这批秦简整理研究的深入，秦代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它为我们重新认识秦代遵循法家所倡导的“一切皆有法式”的治国理念，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亦为小墓，墓主执掌文秘，随葬简牍主要是法律文书，仅律令简就有500余枚。篇幅达200余简的《奏谳书》是有关疑难案件的报告。另外还有汇集数学问题的《算数书》，属于兵阴阳书的《盖庐》及两种医书等。

　　由于以上所见秦汉律令资料皆未见诸于史籍，它对探讨中华法系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已引起国内外法学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荆楚出土的战国竹简古籍，多为迄今所见最早版本，其篇章结构、次序及行文与今本有显著不同。以往楚墓出土的竹简大多为随葬品清单——遣册，近年的发现却有较大突破，许多墓中都出土了不少与研究哲学思想有关的战国古籍，其中较典型者为郭店楚简。

　　这批简出自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墓位于南距楚古都纪南城约9公里的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楚国贵族墓地群中，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从遗存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的形态及纹饰看，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墓中出土竹简804枚，字体有明显的楚系文字特征，典雅秀丽。所含古籍有2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为儒家学说，其中不少与今本的篇章结构及次序有较大差别，文词也不尽相同。如简本《老子》甲、乙、丙3种，不同于已知的各种传本，所据本当更早，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期道家的源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简本《缁衣》内容与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相似，但章序有较大差别，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两相比照，简本所据显然较今本更原始，从各章间意义的关联看，简本章序也比今本合理。 　　1994年初，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1200余枚战国楚简，内容涉及80多种古籍，含儒、道、兵、杂诸家学说，其中多数为佚书，少量见于传世本。据说其中《易经》是迄今所见最原始的版本；《诗论》谈及孔子对诗歌的见解，亦未见传世本。还有一些诗歌风格与《诗经》相似，但非《诗经》，很值得研究。有关彭祖的言论，不少属首见。

　　从其内容看，这是一批异常珍贵并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简牍，但由于它们是因盗掘流失，而非出自严格考古发掘程序，不仅出土时间和地点都不明确，而且其本身所蕴含的大量考古信息也都丧失了，这让目睹这批珍贵简牍的学者都备感伤心和遗憾。所幸这批简与郭店楚简内容有相同之处，二者尚可相互参照。

古丝路要道上发掘出大驿站，贵客使者东来西往之实录尽在简牍中

　　80年代末，我曾随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何双全先生驱车至河西走廊考察，听敦煌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介绍，在安西与敦煌交界处的公路边有一处遗址，不时有零星简牍出土。我们赶到时，尚见箭镞及五铢钱暴露地表。遗址位于一山口扇面形坡地上，因山口处有一眼泉，故地名叫甜水井，汉代时叫悬泉。1990－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

　　　遗址规模较大，主体及附属建筑占地达22500平方米，这是汉代的悬泉置，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重要驿站。发掘出土遗物7万余件，大多为小件残损者，最常见的是生活、生产用具及陶片、麻纸、皮革、丝织品等，而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简牍，总计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即有23000余枚，以木质简牍为主，竹简很少，另有制书、纸文书及墙壁题记。 　　　据简文内容显示，悬泉置设有置、传舍、厨、厩，设啬夫各领其职，是建立在河西丝路要道上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行政建制相当县级。由于简牍中保存了大量的通行证“传”，过往人员的基本状况便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记录在案的通过驿站的人员首先是西域诸国使者和宾客，他们频繁往来于本国与长安之间，队伍庞大，费用开支甚巨。另外还有因公赴敦煌或西域的中央朝廷、各地政府官员、公务人员等，而数量最多的是商人及流民。据简文所见，从长安而来者，皆经中央朝廷审批；从敦煌出发东行者，至少经郡太守批准。简文中还有大量的诏书及各级官府的通行文书、律令、司法文法、簿籍、私信及典籍等。从简牍中可以看出，凡过往人员可按官职级别乘用传车及享用膳食。

　　由于简帛皆为当时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尤为珍贵，并可纠正传世古书中的诸多错讹。 　　在使用简牍的年代，还时兴以精致的素帛抄写典籍，以体现使用者和收藏者的高贵身份与地位。1972—1973年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汉代贵族墓群，在大量精美的漆器、丝织品等文物面世的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内容极为丰富的帛书和简牍。帛书出土于马王堆3号墓东边箱的漆盒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宽幅帛上，然后折叠成长方形，放在漆盒下层的格子里；另一种写在狭幅帛上，以长条木片为卷轴卷起，置于两卷竹简下。帛书上的文字有10余万，涉及古书40余种，内容包罗万象，包括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养生治病等。如果将这些内容写在竹、木简上，必然要占很大的空间。 　　由于简帛皆为当时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尤为珍贵，并可纠正传世古书中的诸多错讹。据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可知《汉书·地理志》所载“海曲”为“海西”之误，“祝其”为“况其”之误，“于乡”为“干乡”之误。又据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汉书·地理志》中的“池头”当作“沙头”。于豪亮先生据居延汉简所载，指出：“《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没有畔县。畔观显然是畔、观两县，后代抄书的人误抄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县了。　

　　另关于楚国的地名，史书记载较少，而包山楚简所涉及，东有邾、郯、越异等，北有下蔡、陈、新都、宜阳、鲁阳、安陵等，南有鄂、随、邓、阴、安陆等　　

　　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质《地形图》和《驻军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地理学的认识及制图水平。《地形图》的主区范围为当时的长沙国南部，地图上标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等，已具备现代地图所见的基本要素。《驻军图》除标有与上述《地形图》相同的要素之外，还署明4支军队的布防、指挥中心、军事设施、防区范围等，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军事地图。<br> 　　自简牍时代及刻版书籍广泛应用以来，史籍中不乏对简牍的记载，如公元281年在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出土有数十车竹简，计有《纪年》、《易经》、《易繇阴阳卦》等75篇，俗称“汲冢书”，这是古代简牍发现数量最大的一次。另在汉景帝、北魏、北周末年、北宋末年等，都有成批简牍出土，但遗憾的是，古代发现的简牍实物无一能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简牍出土批次与数量最集中的当属20世纪这百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百年来，中国出土简牍共100多批次，发现简牍总数在20万枚以上，其中仅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一次出土的三国吴简即有10余万枚（参见本刊2001年第9期）。同样值得欣慰的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发掘出土的简牍被视为珍贵史料而被妥善保存、整理和研究。相信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类似长沙走马楼吴简的重大考古发现，还会层出不穷。而这些埋葬于地下的珍贵史料，将为现代人了解历史的细节，提供翔实际的素材。

　　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的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的。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此碑与东晋大亨四年，即：405年的《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爨龙颜活了六十三岁称“大爨”，爨宝子活了二十三岁称“小爨”），齐《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瘗鹤铭》、《太祖文皇帝神道阙》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为最著名。前者是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后者刻在山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 。另外，还有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

《爨龙颜碑》局部

刘怀民墓志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孙秋生造像记

孙秋生造像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元显隽墓志铭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天柱山铭

天柱山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北齐 经石峪金刚经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郑文公下碑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石门铭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北周有匡喆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