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位缉毒侦查员600天卧底的故事（转帖）

卧底前，他是黑龙江省公安战线一个有着１７年警龄的优秀刑警；卧底后，他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一个制贩毒团伙的"骨干"。为抓获号称位列世界前十名的毒枭和毒品药剂师，切断一条国际贩毒通道，他化名"阿举"深入毒穴，度过了难眠的６００个日夜。 根据"阿举"提供的准确线索，黑龙江省公安禁毒部门在公安部禁毒局指挥协调，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成功破获这起特大制贩毒案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阿举"至今仍是一位无名英雄。日前，他讲述了惊心动魄的卧底经历。

临危受命 对于卧底，以前我也只是通过看一些像《林海雪原》、《敌营十八年》和《无间道》这样的影视作品，才有所了解。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也会做一回卧底。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４日，我被叫到单位，领导只告诉我省公安厅要抽我参与侦破一个大案，到了省厅才知道，这次是要派我打入一个制造贩卖毒品的犯罪团伙做卧底。我交出了身上的所有物品，就连打火机都换成组织上准备好的、饭店常用的那种打火机。回头望望就要与我告别的警服，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案件的起因是黑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获取的一个情报：有一伙广东人正在绥芬河市寻找"合作伙伴"，名义上是要建厂生产ＶＣＤ，实际却要生产摇头丸。 我清楚，打入这样的犯罪团伙无异于深入虎穴，随时都可能掉脑袋。但我更清楚，在全省近６万名警察中选我一个，是组织对我的极大信任，承担这么光荣的任务，就是牺牲了，也值！ 从此，我变成了"阿举"--大庆市"黑道"上的一个马仔，刚刚刑满释放。趁毒贩在绥芬河寻找合作伙伴的机会，我打进了犯罪团伙。　

初战告捷　　 ８月１７日，我得到了可靠信息，这伙广东人果然要生产毒品，然后从绥芬河开辟一条国际贩毒通道，取道俄罗斯，向日本和韩国走私毒品。因案情重大，这起案件被公安部禁毒局列为督办案件，由黑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成立专案组，案件代号"８．１７"。 ８月２３日，团伙成员唐显明（男，广西南宁人）来到绥芬河。我想尽一切办法取得了他的信任，他摊开底牌说："我们'老板'要做的是'冰'，走'偏门'才有大钱赚！" 他们要做冰毒！案情更加重大！我用最快的速度将情况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命令，继续按原方案开展侦查。于是我对唐显明说："告诉你们老板，这买卖做了！"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５日下午，团伙主要成员黄亮儿和他的表弟邱海潮来到绥芬河。"谈判"很顺利，１０天后，黄亮儿运来了制造冰毒的设备和工具。我摸爬滚打了一个月，在绥芬河通往东宁县老道边的山脚下建起了一个简易厂房。 我了解到，黄亮儿从１８岁就偷渡香港，又去了美国、加拿大，开赌场、抢劫、杀人都干过，后来在越南、泰国、缅甸都搞过冰毒，而且从来没有掉过脚，在"道上"很有名。邱海潮负责制造冰毒，被称为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毒品药剂师。这个人狂妄自大，倚仗制毒技术，根本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与狼共舞　　 想起来真是后怕，和魔鬼打交道，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命丧黄泉。 有一天深夜，我们到山上的雪地里抛弃废掉的化学原料和容器。突然，邱海潮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邱海潮把唐显明、凌俊雄叫到一边，三个人嘀嘀咕咕了好一阵，还不时朝我这边看。当时，我作了最坏的打算。事后才知道，他们只是在研究别的事情，没有怀疑我。但是那个晚上我整夜没敢合眼，始终关注着隔壁的动静。 黄亮儿对我的"考察"一刻也没停止过。一次，黄亮儿给我一袋脏衣服让我下楼去洗。我开车去洗衣店的路上，黄亮儿打来电话说，在某个裤兜内有几张票据，让我收起来。我一掏，哪有什么票据，是一沓钱！我掐住钱对着光线一看，这沓钱的侧端面已经被划上一条曲线形印痕，从中抽出任何一张都会被发现。回来时，我把钱往床上重重地一放，说："黄哥以后要细心些啊！" 还有，他们给我倒好的茶水，我渴得嗓子直冒烟也得装做不渴；他们递过来的烟，如果不是一起眼看着买的，即使新打包的也不抽。 因为在一起"合作"，难免和他们在一个房间住。而一旦住在一起，就意味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虽然很清醒，却要把呼噜打得很响。我清楚，虽然力量上是一对一，但对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魔鬼。而且，我怕自己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说出梦话。还有一次，黄亮儿到我房间。我便故意借口说上厕所，把手机放到床上。在厕所里，我将门留一条缝，从镜子里发现黄亮儿正在飞快地查看我手机的内容。过了一会儿，我从厕所出来说，我那破手机不值几个钱。 我跟我的指挥员是单线联系，我有两个手机卡，其中一个只跟我的指导挥员联系，一个与其他人联系，包括毒贩。也许是熟能生巧吧，我走在路上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卡换过来。 这张用于联络指挥员的手机卡，我平时放在住的宾馆。东北宾馆、旅店都有暖气，我在暖气灶后边用锯条或起子抠出一个槽，把手机卡插在里面，但其他人用手摸不到。我买了一个女同志夹眼眉用的小镊子放在那儿，只有用镊子才能拽出来。我需要跟他通话的时候就把那个卡拽出来，通完电话我就把卡插槽里了。但是我从来不在房间和车里跟我的指挥员通话，那样危险系数太大。 我们事先确定了暗号，在我住的宾馆或旅店，我在窗户上放一个兜子。兜子横放着表示我想跟他见面，但时间都是后半夜。到半夜的时候我把手机卡换了，只要他给我打来，就证明他在那里等我，我再打车或者是走路过去。打车得换着打两辆、三辆，或者是干脆就是走一段距离再打车。有些情况通过电话说不太清，必须得见面说。但这种情况极少。 只有跟指挥员见面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个警察。有一种亲切感，久违了的这种感觉。平时和毒贩们在一起，我连看交警都得低头绕着走，怕被认出来。

渐渐地，被动的就是黄亮儿了。他甚至担心自己会在最后被我"黑吃黑"。我便及时打消他的顾虑："道上的规矩咱不能破，是我的一分不能少；不是我的，一分我也不多要。"一听这话，黄亮儿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果然没有看错人，事成后我再给你几板（一板是１００万）！" 这期间，邱海潮先后４次试制"冰"都没有成功。后来知道，是因为当时使用的原料中含有防制毒的化学元素。邱海潮几人决定带点原料回南方，好好研究研究。然而，直到２００５年初，黄亮儿等人也没有返回绥芬河。 再苦再累我都能忍，可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这些毒贩经常指使我干东干西，买这买那，回头之后还训斥我，当时我的心里极不平衡。因为对方是罪犯，他有什么资格来指使我？虽然为了工作忍了，但是心理真是无法平衡。

英雄气短 自从我化名"阿举"，就努力忘掉自己的身份。不光仅要忘掉自己是一名警察，就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要尽快忘掉。很显然，单位、家庭更是要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父母身体都不好。后来知道，在我卧底期间，父亲住了好几次医院。大哥对我工作的特点很了解，按照以往的习惯，为了不影响我工作，都不打电话通知我。 有一次，父亲在医院昏迷不醒，后果难以预料。这时，大哥才急着找我。但是，家里和单位只知道我正在侦破一个大案，具体案情并不知道，全家人都慌了。好在父亲没有生命危险，不久，专案组领导通过电话安慰他说："你的老儿子这次要办的案件很大，要办很长时间。"老人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眼里闪起了泪花。身边的亲人全都来了，只差我一个，老人心里的感受可想而知。 我母亲患心脏病多年，在家里，她最担心的就是我。因为她知道我是刑警，工作中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每当我出去办案，她都会在心里暗暗为我祈祷平安。但一连这么长时间杳无音信，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老人的心理承受不了了。后来，当我胜利归来时，发现母亲已经成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我这个七尺汉子也不禁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妈，儿子对不起您啊！" 我有一个女儿，当时正念初一。女儿一直以有一个当警察的父亲为荣，但自从父亲"失踪"后，从终日愁容的母亲的眼神里，孩子读懂了：爸爸在外面"有人"了，不管我们娘俩了；或者是爸爸在办案时死了，大人不想告诉她。虽然不说出来，但孩子经常在梦中哭醒，更是让妈妈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在学校，同学们嘲笑她："有人没有爸爸了，有人的妈妈成了寡妇了。"后来我回来，女儿只是怔怔地看我，半天叫不上来一声爸爸。

法网恢恢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黄亮儿派唐显明等人来到绥芬河。３月３日，黄亮儿带亲自着活动经费和各种化学配剂赶到了绥芬河，全班人马杀回来了。 毒品试制期间，我表现得干劲十足，显得对生产"冰"赚大钱"充满信心"。眼看试制"冰毒"日趋成功，可黄亮儿却不慎烧伤了脸。于是，黄亮儿又把邱海潮调到绥芬河。我心想，这下好，谁也别想跑。 ３月下旬，黄亮儿等人又进行新一番试制。听他们的口气，这回肯定成功。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他们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工作，只等液体结晶变"冰"了。 ３月２６日，邱海潮说他要于２８日回南方过清明节，顺便带些"冰"样品回去'鉴定'。我试探性地问黄亮儿等人："我看那东西还湿乎乎的，能出来'冰'吗？"黄亮儿说："'阿举'你就放心啦，他带不回样品去也是要掉脑袋的。２８日我们一起去机场。" ２８日凌晨３点半，我溜进"生产车间"，发现那液体表面已经覆盖了一层结晶体。我的心跳都加快了：这肯定就是"冰"了！ 我立即向专案组报告。专案组命令："你开车把黄亮儿、邱海潮送到机场，我们在大厅实施抓捕。" ３月２８日９时３０分，我开车送黄亮儿、邱海潮去牡丹江机场。我心里想，这一次是和你们这帮人渣的最后一次"合作"了。车开到机场，黄亮儿、邱海潮和我走进候机大厅。我一眼就看到，同志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我借口肚子痛，转身进了卫生间。 侦查员在大厅内把这两人抓获。绥芬河、广西两个战场同时告捷。至此，"８．１７"案件全面胜利。 此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７人，缴获"冰毒"３．３公斤，液体"冰毒"８５．２公斤和大量制毒设备、工具、化学药品，摧毁生产"冰毒"窝点２个。 做了６００多天毒贩的"马仔"，重新做回一名警察，真是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但我心里最清晰的念头就是：我对得起这身警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