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十年后，邓小平依然影响着世界。

　　今天，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在莫斯科郊外的街道上；在法国小城蒙达尔纪的“红色旅游线”上；在香港特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上……依然记录着这位伟人留传给后世的永恒印记

　　【邓小平语录】

　　“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

　　　“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专访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他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一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学军发自华盛顿 1978年5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访问。肩负着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使命的布热津斯基，首次同邓小平举行了会晤，邓小平的热情、睿智、幽默和领袖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随后的岁月中，布热津斯基多次和邓小平见面，两人不仅成了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对话伙伴，而且私交颇深。

　　值此邓小平逝世10周年之际，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办公室，布热津斯基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专访。这位中美关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虽已年近八旬，且公务繁忙，但提到同邓小平交往中的一些往事，仍娓娓到来，兴致盎然。

　　10年后的甜蜜回忆

　　《国际先驱导报》：你曾同邓小平有过多次会晤，在他逝世10年后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最重要、最难忘的是哪一次？

　　布热津斯基：应该是第一次，时间是1978年5月21日。因为那次我同邓小平在北京的第一次会晤开启了美中两国正式建交的进程，也实际上开始了美中两国为阻止苏联的霸权而缔结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

　　《国际先驱导报》：那次会谈后，邓小平邀请你到北海公园的仿膳共进晚餐？

　　布热津斯基：那次晚餐真是棒极了，因为饭店位于北京紫禁城的湖边，风景非常漂亮。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邓小平和我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接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两国关系将揭开新篇章。

　　毫无疑问，在我的心目中，邓小平是中国今天现代化的设计师，他也使中国开始了终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进程。

　　“邓小平很有幽默感”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时，又造访了你家，当时你们都谈了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广，而且是很严肃的话题。他谈了法国留学生活对他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使我认识到，邓小平在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思想又非常开放，愿意进行尝试。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私人话题，比如，邓小平谈了他和他儿子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文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

　　邓小平很有幽默感。我在聊天时半开玩笑地问他：卡特总统推动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在国内遇到了一些政治势力的反对，你在中国也遇到同样的麻烦吗？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有啊，在我们的台湾省就有很多人反对。

　　到中国农村“考察改革”

　　《国际先驱导报》：后来邓小平邀请你们全家访华，而且你还重走了一部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

　　布热津斯基：在邓小平访美两年之后，他邀请我们全家访问中国。至于重走一部分长征路，是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了解一些关于现代中国的事情，而长征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到了青藏高原、大渡河和泸定桥等地。

　　《国际先驱导报》：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有什么发现？

　　布热津斯基：我们去了一些农村，在那里我认识到，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已经开始见效，农民手腕上戴上了手表。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牲畜，可以卖自己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这表明，中国大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邓小平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国际先驱导报》：你认为邓小平为现代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布热津斯基：邓小平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是中国能有辉煌今天的一位历史性的设计师。他的历史性的作用有两个层面：一是他改变了中国，二是改变了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他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一员。今天，中国不但将在东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中美关系，如果不是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决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那么两国就可能会陷入无尽的、毫无结果的谈判当中，但邓小平和卡特总统下决心解决两国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使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美国外交官都知道他”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当年访美时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人现在还记得他吗？

　　布热津斯基：美国负责外交事务的人们当然记得他，但如果说普通美国人都记得他则有些夸张。我敢肯定，普通中国人也不会全记得美国总统卡特。

　　《国际先驱导报》：你如何看待今后的中美关系走向？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偶尔会在一些具体问题或一些未曾料到的问题上有分歧或摩擦，但两国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在和平发展、避免战争、促进稳定、消除贫困和疾病、保护生态等全球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两国应当加强对话和合作，以促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和顺畅。

　　邓小平的“牛仔帽”形象，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本报资料图

　　美国为邓小平留下“永久座位”

　　邓小平的“专座”不仅在纽约亚洲协会的礼堂里，很多美国人心里都为他留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博发自纽约 纽约曼哈顿岛花园大道725号，一座气势宏伟的老式建筑是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亚洲协会总部。在经常举办活动的亚洲协会莉拉·艾奇逊·华莱士礼堂，观众席第四排正中有一个座位，看起来与其他座位没什么两样，但椅背上的一行字却透露着它的特殊之处：“仅以此向邓小平致敬”。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是亚洲协会为邓小平在美国保留的“永久座位”。如今它就安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28年前邓小平访美时刮起的中国旋风。

　　他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邓小平讲话很简单，直入主题，不绕圈子，也不会含糊其词。”作为当时《纽约时报》的随行记者，今天已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的夏伟向《国际先驱导报》回顾起那段历史时仍印象深刻，“美国人看到了一位个子不高、谈笑风生、充满睿智的中国领导人，可以说一夜之间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美国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

　　夏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身着清一色的中山装，这种在西方被称为“毛式制服”的服饰，迅速在美国风靡一时。

　　1979年2月2日晚，在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两位女骑士策马来到邓小平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面前，把两顶乳白色的牛仔帽献给了他们。邓小平和方毅接受了这一礼物，立即戴在头上，并同大家一起鼓掌。随后他们又频频挥动骑士帽，向人群致意。“邓小平戴上那顶宽沿帽显得非常有趣。他的举动使美国人了解到中国人不是僵硬死板、不可接近的，而是很有人情味。”

　　“白猫黑猫论”在美家喻户晓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为纪念这位“没有官架子的政治巨人”，美国《时代》杂志专门刊发了以邓小平为封面的文章，而这已不是《时代》第一次关注邓小平。

　　早在1978年和1986年，邓小平就两度被《时代》评为年度人物，即使在他去世9年后的2006年，这本杂志发布的“亚洲英雄榜”中，邓小平依旧赫然在列。他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等思想和论断，通过媒体的介绍在美国广为人知。

　　“他是个很睿智的决策者，更是个积极的行动者。”夏伟1975年曾到过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而曾与邓小平有过多次交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现在已是耄耋老人，在不久前的一个公众场合，他还回忆起这位老朋友。“邓小平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不谈历史和诗歌，谈很现实的问题。他对中国有明确的构想。我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邓的作用比尼克松还大”

　　邓小平逝世10周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10年来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平稳过渡和顺利发展，使夏伟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赞不绝口，“台湾和大陆有许多的共同利益，我相信总有一天，两岸也会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熊玠与邓小平也曾有过一面之缘。作为研究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美籍华裔专家，熊玠1986年受邀到北戴河与邓小平畅谈6个小时，谈话内容是国际问题。

　　“邓大人是个为万世开太平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发挥的作用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要大。”熊玠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事实上，邓小平的“专座”不仅位于纽约亚洲协会的礼堂里，他的个人魅力，至今仍影响着许多像夏伟和熊玠这样的美国人。

　　【邓小平语录】

　　“中日友好源远流长。我们两国之间虽然有过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这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

　　——1978年10月23日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在出席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的宴会上如是说。

　　日本有一群“小平迷”

　　小平走了10年，但仍有日本人乐于回忆他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认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今后中日关系的方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东京 10年前，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时，整个国家为之震动——去世之日，刚好日本北海道发生

　　10年后，仍有日本人“迷恋”邓小平，因为他们认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今后中日关系的方向。

　　“你好，小平”

　　“今年恰逢香港回归10周年，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我们还会办更大规模的中国电影全貌展。那时势必会在日本掀起新一轮中国电影热。”日本谷阿帕电影发行公司社长藤田敏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去年8月19日到9月10日，该公司在东京、大阪两地成功举办了中国电影全貌展映会，开幕片就是《你好，邓小平》。该片共公映12场，约千名“小平迷”观看了该片。

　　该片讲述了邓小平坎坷光辉的一生。在放映前一周，日本各大媒体嗅觉灵敏，纷纷介绍《你好，邓小平》的放映信息。人气颇旺的广播节目“亚洲频道”还特意邀请藤田社长录制了一期专题节目。

　　《你好，邓小平》正式公映前，本报记者有幸参加了该片在东京银座的试映会。那天是日本7月典型的“三伏天”，但是顶着酷暑的观众仍挤满了剧场。

　　纪录片虽是中文配音，日文字幕，但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放映结束后，仍有许多观众不愿离去，聚集在剧院门口交流着感想。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她印象中的邓小平亲和力很强，尤其是访日时一直面带微笑，而且着装朴素。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很早就盼着看这部纪录片。“日本关于邓小平的纪录片引进得不多，这次终于圆了我的梦。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遗憾，电影里只出现了小平访日时乘坐新干线和视察工厂的镜头，我希望看到更多小平访日的画面。”

　　当天的观众中，还有一位台湾的留学生。她说在台湾，很少看到邓小平的资料。这次的纪录片让她改变了以前对邓小平的看法，“他是个挺亲切和蔼而且有魄力的老爷爷。”

　　理想的领导人形象

　　在当今的日本人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平迷”呢？曾供职于NHK的记者中岛国臣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小平不张扬，稳重并富于亲和力，这与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的领导人的形象十分吻合，小平昔日访问日本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印在许多日本人心中。

　　1978年访问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时，邓小平应邀来到一间展示微波炉等新产品的展览室，讲解人员把一盘烧卖用微波炉加热后，请邓小平观看，邓小平拿起一个烧卖看了，突然一下放到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这一幕出乎松下公司职员的意料，大家无不赞叹邓小平敢于尝试的精神。

　　访问奈良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来到宴会厅隔壁一对新婚夫妇举行婚礼的现场。曾抢拍下这意外一幕的当年《读卖新闻》的摄影记者回忆说：“邓副总理与新娘握手时，新娘面部略带红晕的笑容、新郎沉浸在意外荣幸之中的姿态都拍摄下来了，照片有力地说明了邓副总理坦率的人品。”

　　中岛国臣认为，那些看小平纪录片的日本人，不只是为了回顾中日友好的历史，更是为了重温自己心中的回忆。

　　值得继承的外交智慧

　　在今天许多日本人看来，邓小平是对中日友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领导人。他们都希望现在的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够继承邓小平的外交智慧。

　　中岛宏是日本共同社资深记者。曾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常驻北京，并担任过共同社北京支局长。在驻京期间，他多次和邓小平见过面，还进行过单独采访。“他从没有给人高高在上的压迫感。”中岛宏当时在和其他各国记者聊天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邓小平是个能够折服世界的领导人。”

　　中岛宏感觉，灵活、务实是邓小平突出的特点。特别是在处理中日关系上，作为大国领导人，能够从实际需要出发。比如他当时承认中国落后，为了建设，要向日本学习。“这番讲话让我很佩服。”

　　“邓小平很谦虚，不是总强调自己，全面否定对方。而是经常站在对方角度着想，这点对领导人来说很不易。”中岛宏认为，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智慧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对日本领导人来说也应该充分学习和继承。

　　日本庆应大学综合政策学部的小岛朋之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每年到小平去世这一天，我都有一些话想说。”写过《毛泽东与邓小平》、《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等专著的小岛朋之说，“希望中日两国的领导人都能从小平的外交智慧中吸取营养，让今后的中日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他认为，从邓小平的对日政策上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做了相当长远的考虑和规划。去年安倍首相的成功访华，还有中日两国达成的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正是对小平同志中日关系政策的很好体现。

　　中日需要吸取“小平营养”

　　——专访美国“中日通”傅高义

　　邓小平有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经典论述，仍适用于现在的中日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窦晨发自北京 已经77岁高龄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先生(Ezra Vogel)，既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一位“日本通”，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让人印象深刻。最近他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恰逢邓小平逝世10周年之际，针对邓小平留给中日关系的遗产，傅高义先生近日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由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既关注中日两国的国内发展问题，也懂得从国际政治角度关注中日关系，这让傅高义先生看到了很多常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日本也需要邓小平

　　《国际先驱导报》：去年你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日本也需要像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傅高义：我是指长期的国家战略方面的事情。日本前任首相小泉只考虑当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不考虑长期的国家战略。新任首相安倍上台后，开始考虑日本今后长期的国家战略。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什么，邓小平非常清楚。邓小平能考虑到中国的长期战略，比如他提出“一国两制”，保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50年不变，这是50年的战略观点。邓小平懂得，当时落后的中国为了发展，需要向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学习；而且他懂得，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还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先进制度，对于这一点，邓小平非常清楚。

　　“向前看”今天仍然适用

　　《国际先驱导报》：你对邓小平怎么处理中日关系有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傅高义：我研究过，我觉得他对中日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邓小平1978年10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非常成功。这和他准备得非常充分有很大关系。因为1974、1975年他见了三四十个日本的代表团，包括日本各个党派的、宗教的、媒体的、地方的、经济的代表都见过。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有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经典论述，是不是也适用于现在的中日关系？

　　傅高义：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说过“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现在有些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但是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用这个说法。邓小平提出“向前看”，他说“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现在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包括说服人民。”“我们双方考虑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要解决长远问题。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尽快解决好，以免影响我们长远关系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从1937年到1945年和日本打过仗，8年抗日，所以他对中日友好的必要性更有发言权，体会也更为深刻。

　　有问题不应回避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还说过，“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傅高义：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中日有矛盾，中美也有矛盾，中苏也有矛盾；过去有矛盾，现在也有矛盾，但邓小平觉得为了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这样做是对的。

　　邓小平告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应该讨论，不应该回避。应该互相理解，想办法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中日之间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心态呢？

　　傅高义：对，我觉得两国领导人应该常常见面，交换看法，这个很重要。另外，现在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青年和经济界人士的交流非常好。最近中国的电视台向观众介绍日本的文化，80年代中国观众能看到很多这类节目，最近几年在中国电视上看得不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多起来了。

　　十年后谈邓公，彭定康只说了一句

　　无论英国人在十年后对邓小平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遗产有怎样的评说，他们的态度中大概都不会缺乏一种因素——尊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对英国人来说，邓小平这个名字永远会让他们想起一座城市——香港。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只写了一句话：“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较量之中败下阵来的一方的尴尬掩饰？还是经历十年沉淀之后的心服口服？这看似显而易见、其实却耐人寻味的一句话，颇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思。

　　“终结”大英帝国史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大概还记得，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当年在香港《广角镜》杂志9月号刊登的一篇专访中，彭定康谈起那个时刻：“……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

　　香港是让英国人感伤的，看看1997年7月1日的英国报纸就可以知道。《每日邮报》当天的大字标题是：《泪别皇冠上的最后一颗宝石》。《卫报》的头条是：《最后一声欢呼，一个帝国结束了，中国又成为香港的主人》。这些煽情程度各不相同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也就是“我们给世界带来文明”这个大主题之下的一部分。最能体现这种思路的大概就是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宣告：“捍卫大英帝国的历史成就”，她“问心无愧”。

　　无论有多少“历史成就”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大概的确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香港问题是中英关系史上最棘手的问题。从1983到1984这一年多里，双方经历了22轮艰苦谈判。当时，针对英方“用主权换治权”的要求，邓小平对与他私交甚厚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有时候很强硬甚至不客气”

　　对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的理查德·伊文斯来说，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邓小平传》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外交天才。……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

　　“他(邓小平)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在伊文斯看来，邓小平是实现中国统一的重要人物。他说：“当时，英国对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信任。但邓小平的远见、自信与坚定令他们不得不信任他。”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最富天才的创造”。

　　被邓小平赞为“一个绝对一流水平的首相”希思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他一直把邓小平当成好朋友，二十多年一直保持通信。他说，通过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回归，“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十年后的认同

　　“香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社会依旧稳定，百姓对特区充满信心。”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杰弗里·豪，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就肯定过邓小平的成功。他说：“在经济上它们相互依赖，在机制上却相互保持独立，这也是‘一国两制’构想得到成功实施的有力佐证。”

　　“香港回归近十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经济繁荣，股市兴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这清楚地表明香港回归后取得巨大成功。”现任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在2007年新年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邓小平语录】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团时，阐述了“港人治港”的核心是爱国者治港。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

　　“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廖翊发自香港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为实现期待设宴欢呼；

　　18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时任香港客家商会会长的他宴开百席，庆祝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政权交接现场，他振臂高喊“祖国万岁”……

　　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无法用语言形容。”曾宪梓日前在家中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一国两制”

　　“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前，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乐观的。最大的担心是自己的生活被改变。于是，很多人想移民海外。直到《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香港的形势明朗了，市民的信心得以恢复，香港开始稳定地进入过渡期。”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的曾宪梓对记者回忆说。

　　香港1997年回归后，相继经历了导致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政策？而且承诺50年保持不变，这是多么令人不敢想像！我曾经预言过邓小平先生的复出时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曾宪梓激动地说。

　　“‘一国两制’的提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胆识和人格，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曾宪梓说。

　　香港的今天和祖国的明天

　　亲身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曾宪梓，回忆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他与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应邀赴广东商讨建深圳特区时的情景。

　　“当时的深圳，一个多小的渔村呀，谁会想到它成了中国发展的龙头和标兵呢，谁会想到今天成了拥有千万人口的世界性大都会呢？窥一斑见全豹，中国内地这几十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直接影响到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香港今天的稳定和发展。”

　　曾宪梓评说道，“正因为祖国内地不断开放和发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大后方’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增强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祖国的信心。CEPA的实施，‘个人游’的开放，使香港经济持续增长，香港与内地真正进入了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

　　“‘一国两制’是好政策，但如果没有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没有祖国今天的大发展，没有祖国内地强大的后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绝不可能如此成功。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说这两句话：香港乱不了，香港一定好。”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曾宪梓深有感触地说。

　　香港人的共同情思

　　然而，这位总设计师却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这一天。

　　“1997年春节过后不久，听到了邓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我们为什么怀念他？因为他给了香港这么好的政策，给了香港人民一个美好未来。他老人家生前一个很大愿望，就是想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到自己国家这块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前，他离开了我们，未能实现这一心愿。这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香港人民的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曾宪梓特别表示，无缘与邓小平见面，是他本人一生最大的憾事。“我对他的敬仰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出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胆识和视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以他的政治作为实践着他作为中华民族之子的责任和忠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要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真正伟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就是在历史时期，面对现实，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怀念他。”曾宪梓最后说。

　　邓小平身后的香港十年

　　邓小平逝世10年后的今天，经历重重坎坷的香港更胜往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白冰发自香港 “动感之都”香港正笼罩在一片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之中。这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新年。

　　回归10年，风雨10年，东方之珠光芒依旧。“我们也不出如来神掌，让香港的中国同胞们自己管理自己吧。”这是邓小平当年对“港人治港”的生动比喻。

　　原则强硬，“身段”柔软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强调说。

　　原外交部高级翻译、中英香港问题联络小组中方成员张幼云，当时就站在“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身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坚持3个条约有效，以求在此基础上，用主权换治权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则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这就是为什么22轮谈判都是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原因所在。

　　原则强硬的背后，是政治身段的柔软。众所周知，《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1997年后，香港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以上政策50年不变。”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起草《中英联合声明》时，邓小平曾对中方代表团做过“宜粗不宜细”的指示，这给未来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和空间。

　　“50年之后怎么办？”

　　“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邓小平睿智地回答记者。

　　香港更胜往昔

　　然而，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的回归依然一波三折。甚至到了1995年6月，《财富》杂志“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Kong)”的报道，还一度轰动世界。毕竟，这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但他们错了。回归后近10年的今天，经历重重坎坷的香港更胜往昔。

　　美国传统基金会日前公布200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根据该报告，香港几乎在全部反映经济自由的指标中获得极佳评分。在10项个别指标中，香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等4个范畴的评分均居全球首位。

　　“我从香港回归时看到现在，10年来香港许多都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繁荣。回首10年风云，邓小平先生开创的“一国两制”事业由构想转入全面实践的层面，其中既有成功的探索，也历经了曲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刘佩琼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命力，始终在于一个国家的框架下、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磨合之中的探索。”

　　澳门感谢小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宁发自澳门 在伟人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一个叫威廉·怀德的美国人，也许最应该感谢邓小平在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作为美国金沙集团的总裁，怀德在2004年创造了澳门博彩业的金沙奇迹。而马照跑、彩照博，正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显著标志。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已有十五多年经营史的博彩业，与旅游业一起成了澳门的经济支柱。而与香港相比，一直以“东方蒙地卡罗”闻名于世的澳门的回归谈判，要顺利得多。

　　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利用“一国两制”提供的政策空间，不仅继续允许博彩业在澳门生存，还将其与旅游业一起确定为特区的龙头产业，通过立法、开放等措施，打破垄断加强引导，促使其健康发展。2006年，澳门博彩收入更是超过拉斯韦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

　　“‘一国两制’能在澳门成功实施，有赖于邓小平先生的伟大构想和历史性的决策。”澳门特首何厚铧强调说。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许世元则撰文称，“澳门取得的良好成绩，正是全澳同胞向祖国亲人的最好回报，亦有力地向世人宣示，邓小平先生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无比正确，内涵异常丰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语录】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这次会晤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俄罗斯人牢记邓小平语录

　　“邓小平”这三个字已经作为中国改革的符号，融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丹蒂、郭宣发自莫斯科 在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里输入俄文的“邓小平”字样，有19900个相关的链接；如果再加上一个“改革”，则会查到25100多个相关的链接，“邓小平”这三个字已经作为中国改革的符号，融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生活。

　　惊叹于“中国式改革”

　　虽然邓小平已经逝世十年，但只要俄罗斯人谈到生活上的变化，都不忘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俄罗斯的改革对比一番。在以年轻人发言为主的俄国网络论坛里，这样的对比更是比比皆是。

　　一位俄国网友这样写道：苏联解体前后，那种“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式的社会震荡所带来的痛苦，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是如此刻骨铭心，而邓小平在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所搞的改革，竟然在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就取得了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巨大成果”，实在是太值得俄罗斯人反思了！

　　中国逐渐强大的事实，也会让俄罗斯人在怀念苏联时就会想起邓小平，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也许也会遇到苏联解体式的危机。“作为一个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他足以称得上伟大。”新西伯利亚大学东方学学者谢尔盖·卡米萨罗夫在谈到俄罗斯人为什么会如此尊敬邓小平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除了网络，俄罗斯出版界也对邓小平特别关注。近年来，俄罗斯出版了许多与邓小平有关的书籍。俄罗斯帕利亚出版社出版了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也翻译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

　　已经从事了20多年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俄罗斯专家斯米尔诺夫说，仅仅在远东研究所，“从事邓小平思想理论研究的专家大约有十五六位”。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俄罗斯的传播，邓小平的很多说法也开始在俄文报刊文章中被大量引用。

　　“邓小平街”住户怀念小平

　　邓小平在俄罗斯的影响还反映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条街道上，这是世界上第一条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离开喧嚣的莫斯科市区，沿着德米特罗夫公路驱车往北行进50多公里，就到了一个名叫斯拉维诺的静谧小村庄。这条“非同寻常”的小街是一条宽七八米，长不到800米的柏油马路。路的一侧有八九幢别墅式红砖小洋房连成一排。

　　给“邓小平街”命名的是俄罗斯已故著名眼科专家费奥多罗夫，他创办的眼科医疗保健中心就坐落在斯拉维诺。1997年5月，他倡议把该中心入口处的一条最主要的街道命名为“邓小平街”，当时，俄中双方在这里为这条“邓小平街”举行了命名仪式。此时，离邓小平去世不到3个月。

　　“当年他这么做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俄罗斯人知道中国出了一个伟大的邓小平，他平生非常崇敬邓小平。”和费奥多罗夫共事了28年的“邓小平街”老住户柳德米拉·祖布列娃回忆说，费奥多罗夫教授当年经常给自己的员工讲述邓小平的故事。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最推崇邓小平的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至今日，这条街上仍有不少住户能背出几句诸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邓小平语录。

　　现在这里住的都是费奥多罗夫的同事或朋友，他们都很崇拜邓小平，“刚到这里时，这只是一片荒地，什么也没有。”费奥多罗夫生前好友谢苗诺夫说，这些住房都是后建起来的，每幢房子和花园都按主人的意志修建，现在已成规模了。

　　中俄关系踏着前人的脚步

　　邓小平的思想也在中俄关系中继续延续着。

　　1926年，22岁的邓小平曾只身从法国巴黎来到了莫斯科，并从此与俄罗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活和学习了一年后，他拥有了一个数十年之后仍然常被俄罗斯人提起的俄文名字：“多佐罗夫”。

　　莫斯科也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出访最多的外国城市。1989年，已经85岁高龄的邓小平和比他小有27岁的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会晤，这次会晤不仅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时也让邓小平在会晤中“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表态，成为了俄罗斯政坛上的一句经典性名言。

　　15年之后，这句名言在普京这位俄罗斯新的领导者眼里，则成了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时所遵循的原则。2004年10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安会见中俄地方政府领导人时说：“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们共同取得了很多成功。首先就是应用了邓小平智慧的说法成功地‘结束了过去的问题’。这里说的是彻底地调整了边界问题的范围。”

　　普京曾这样说道：“中俄友好关系的大好局面得益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他的重要思想在今天的中俄关系中已经得到新的发展与延续。”

　　“邓小平理论不会过时”

　　——专访俄罗斯“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斯米尔诺夫

　　“俄罗斯与中国的国情不同，俄罗斯走的完全是另一条改革的路，但邓小平的许多思想和经验仍值得俄罗斯借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丹蒂发自莫斯科 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的新书《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前不久终于出版了。

　　对于这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来说，这的确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从事邓小平理论研究工作近30年来，这是他写的第一本与“邓小平”有关的著书。

　　从邓小平的理论精髓到中俄改革的差别，55岁的斯米尔诺夫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娓娓道来。他认为邓小平“留给中国的改革经验，许多国家都可以借鉴和汲取”。

　　思想精髓就是“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想到要研究邓小平？

　　斯米尔诺夫：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邓小平，那个时候，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在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随之解体。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将如何改变中国，中国将如何走？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思想中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斯米尔诺夫：我认为有两点最重要。第一点是一切从“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这是邓小平的主要思想。第二点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他所提出的口号是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一切为了发展。不论在政治思想领域、教育科技领域、还是经济等领域的改革都是为了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事实也是如此，他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改革经验可为别国借鉴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理论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有借鉴意义么？

　　斯米尔诺夫：邓小平进行改革是为了国家发展，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因此不像俄罗斯一开始就实行“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从经济改革入手，成果是非常明显的，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避免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

　　当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国情不同，俄罗斯走的完全是另一条改革的路，不能说邓小平理论对俄罗斯有什么直接影响，但有许多思想和经验也是适合俄罗斯的。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已经逝世10年了，你觉得他的理论过时了吗？

　　斯米尔诺夫：我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原则上是不会过时的。他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理论将永远是会适用的。例如，邓小平的一个主要思想：“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对于所有国家都是适合的，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本身是“务实主义”的。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后来才是乡村和城市的调整和发展。中国现在积蓄了力量，开始快速发展了。他留给中国的改革经验，许多国家都可以借鉴和汲取。

　　【邓小平语录】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了，同老挝也改善了关系，现在就剩下一个越南了。我很不理解越南为什么要反华。我们是愿意改善同越南的关系的。”

　　——1989年10月7日，邓小平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时说。

　　越南也有“春天的故事”

　　这里发生的变革，与发生在中国凤阳的“春天故事”有几分类似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海敏发自河内 提起邓小平，越南人首先想到的是“英明、果敢、伟大”。这个名字之所以在越南家喻户晓，是因为越南十分重视研究、借鉴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中，使越南的革新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使国家得到了发展，人民走向了富裕。

　　尽管越南官方不愿意公开承认在“照搬中国模式”，但在越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上确实能找到许多中国的影子。“由于借鉴了中国许多成功的经验，越南的革新开放少走了许多弯路。”越南通讯社资深记者俊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这里也开唱“凤阳花鼓”

　　1978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在10多亿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轨道，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位于中南半岛的近邻越南，由于实施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致使生产力受到束缚，国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社会经济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当时，物价飞涨，商品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由于粮食生产连年减产，当局每年都要进口100多万吨粮食来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越南因之出现了“守着粮仓没饭吃”的奇特现象。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的巨大效果深深地吸引并打动着越南领导层，影响着当地的居民。改革现有体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成为当时越南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

　　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3位中国农民冒险在一份“生死状”上按下手印，尝试“包产到户”之后，拥有80%农业人口的越南也开始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进行思考。

　　1986年底，越共六大作出了重大决策，全面推行革新开放政策，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努力使越南摆脱社会经济危机。越南开始了一场名为“Doi Moi”的改革运动，与当年发生在中国凤阳的“春天故事”几乎如出一辙。“Doi Moi”意为“革新”，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商品经济，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

　　“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88年，越南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产200多万吨, 达1958万吨, 粮食实现了自给。2005年大米出口达520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2006年，越南鉴于粮食安全方面的考虑限制大米出口，但出口量仍达470万吨。

　　“中国模式”在东南亚的翻版

　　由于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越南被认为是“中国模式”在东南亚的翻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5月5月8日刊登一篇题为《好学生》的文章，直言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国的“好学生”，并认为越南在亚洲各国中的经济表现是最佳的。

　　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越南沿着“中国模式”照亮的道路前行，完成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个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令世人刮目相看。20年间，越南已成功地使8400万人脱贫。“越南是除中国外，走社会主义道路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社科院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所主任潘金娥说。

　　继续向邓小平取经

　　关于越南革新的模式问题，越南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北上取经，西方化缘”。“北上取经”的意思是说，越南要研究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并在实践中加以参照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党内争论可能造成的改革迟滞，这也正是越南革新开放迄今并未遇到重大挫折和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化缘”就是引进西方的资金。而在这点上也是有模仿中国的影子。为了引进外资，越南也设立了一大批出口加工区、工业区和经济特区。

　　如今，对于模仿中国的做法，越南领导人也不再讳莫如深。此前，越南总理阮晋勇在接见来访的中国代表团时就表示，“两国国情相似，体制相同，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在越南前头，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越南学习和借鉴。”

　　近来，越共总结出了革新开放20年经验教训：“必须进行全面和同步革新，要确保以下三项任务的紧密结合及同步进行：经济发展是中心任务，党建是关键任务，文化发展是社会的精神基础”。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向邓小平思想和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的影子。

　　法国小城因小平而繁荣

　　蒙达尔纪是法国目前第一个用“中国因素”吸引游客的城市，而这里面还有邓小平的功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严明发自蒙达尔纪 蒙达尔纪位于巴黎以南100多公里处，以本地特产甜点和小桥流水的水乡风光在法国小有名气。提起“玉青松工厂”，当地人马上就会说，“你说的是邓小平呆过的地方吧”。

　　各国游客慕名而来

　　“我们这里经常有人来参观，有的就是为了在邓小平工作过的厂房前照相。”玉青松工厂的门卫进一步向记者印证了当地人的话。

　　所谓“玉青松工厂”和邓小平的关系，导游册上有中、英、法三种文字清楚地说明：“1853年美国人伊瀚·玉青松在旧在造纸坊旧址上建造了玉青松橡胶制品厂，第一次

　　蒙达尔纪旅游局接待人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该市现在有一条名为“伟大的足迹”的旅游线路，介绍当年在此勤工俭学的一些中国伟人曾经生活过的十余处旧址，其中就有当年邓小平工作过的工厂。每年除了中国游客慕名前来，法国和其它国家的一些游客对蒙达尔纪“当年那些中国人”的故事也开始越来越感兴趣。

　　世界关注“红色”小城

　　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乘船来到法国勤工俭学。邓小平再次回到法国是近半个世纪后的1975年。那一年，他作为中国副总理应邀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法国政府铺开红地毯迎接这位来自中国的贵宾。当时有人说邓小平可能想去50多年前做工的场所故地重游，玉青松工厂领导层为如何接待中国贵客、如何寻找当事人、如何通过档案材料重现当年的劳动场景而忙作一团。后来得知邓公因为日程太紧而不能前来，厂方为错失了一个“历史性节日”而懊悔不已。

　　近年来小城的知名度不断上升：法国《世界报》、美联社等众多媒体都曾发表长篇报道，介绍小城新开辟的“红色”旅游线路——“伟大的足迹”，蒙达尔纪作为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等中国政要早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策源地开始闻名于世。

　　工厂人事部门的桑融女士向《国际先驱导报》透露说，工厂最近正在重新整理档案资料，准备好好收集一下当年邓小平在工厂的情况，给慕名前来的游客们一个完整详细的介绍。

　　据说玉青松公司像很多法国企业一样，已经“进军中国”——在中国已经开设了一家工厂，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曾经在工厂工作过，对公司来说可算得上是大好的宣传机会。

　　小城居民向往中国

　　蒙达尔纪市政府旁的一家电脑商店，橱窗里、货架上摆满了电脑配件。记者从货架上顺手拿起一个光盘刻录机，上面清楚地标着“中国制造”。热情的售货员介绍说，现在不少电脑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性价比高，销路不错。在小城附近一处大型超市里，记者也看到货架上来自中国的服装、玩具、手工艺品、家电产品琳琅满目……超市里甚至赫然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中文标语：“新年快乐”。

　　在蒙达尔纪市，大多居民虽然没有去过中国，却对中国非常向往，他们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正在越来越强大，中国的成功背后邓小平功不可没，他们为自己的城市里曾经生活过这样一位人物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