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含泪的射手——《色·戒》观后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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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相约去看《色·戒》，其实很久不看电影了，诱惑我的是张爱玲和李安。他们同属于才情过人的非等闲之辈，只是时代不同而已。
佩服他们，是因为他们总是可以把发生于我们身边的极平常的爱情通过文学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手法表现得引人入胜，张爱玲的字字珠玑加上李安的精致手法，让《色·戒》成为一部可以被长久铭记且绝对值得“再看一遍”的电影。 铭记，是因为它充满了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疼痛与沉重。
网上关于这部片子的影评已经太多，毕竟《色·戒》很难得地给观众带来了人性深处及历史深处的忧思。而李安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也足以担起所有人的点评。 我并不想就此片作思想性、历史性、艺术性等方面的周全剖析，那是影评家、史学家们的事。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同，作为平凡小女人，影片触动我的依然是情，尽管它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王佳芝的情。易先生的情。所以看完之后的几天里在我心头萦绕的只是那一句低语、那一滴情泪。
“走吧！”这是王佳芝在珠宝店里从嘴里挣扎着挤出的一句，声音很低，但我相信可以让所有人因此而惜之、痛之、叹之。对于时代，她无力，却担当了历史的责任；对于感情，她无法回避，所以最终无法掌控理智。在肉体的纠缠中，用影片中的语言：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蛇一样的往心里愈钻愈深。直至侵蚀了她内心的情感。对肉体的回归并不能割裂对精神的追求。在易先生一句：“不要怕，你的身边有我”的情感冲击下，她甘愿成为一只不再躲避的白鸟，精神与肉体最终合二为一了。而当女人爱上男人，那便是生死都无法阻挡的力量。她的行为违背了简单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人的真实，一种痛着的美，一种为了爱的甘心情愿。
“色”是最基本的感情，人性是每个人最本质的东西。这一点在易先生身上一样有鲜明的体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人性的一面，即便是凶残冷酷的易先生，同样在王佳芝面前复苏了人性和情感。尽管他在与王佳芝交往时，那种过分的阴冷和怪异行为被无限放大，然，日本会馆里，一段婉转缠绵，如泣如诉的《天涯歌女》清唱之后，易先生眼角的情泪令观者动容。冷漠的背后藏着亦真亦深的温情，一滴情泪为红颜，虽然那滴情泪流得太短。
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 我就是那一只 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 只等那羽箭破空而来 射入我早已碎裂的胸怀
你若是这世间唯一 唯一能伤我的射手 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 所有不能忘的欢乐和悲愁 就好象是最后的一朵云彩 隐没在那无限澄蓝的天空
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 就好象是终于能 死在你的怀见徐中 也许，这原是我 最好的选择
——席慕容
易先生最终没有对王佳芝网开一面，那枚戒指最后在桌子上晃动的时间很长，昭示着白鸟的凄怨，射手的挣扎。有人说，女人最终是爱情的输家。我不这样看，其实输掉的不仅仅是女人，在历史面前，人人都是悲哀的，易先生也一样。正义与爱情，热血与追求，责任与背叛，都在片末那凝重的钟声里化为观者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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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书和李安的电影都还没有看过呢！
有机会就看看吧
其中一个低潮期是，李安从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毕业后，窝居在家六年没有电影可导；另一个就是台南一中毕业，却连两届大学联考(相当于高考)落榜。
不如意的中学岁月
李安的中学时期有多么苍白失意，从犹如他前半生自传的《十年一觉电影梦》一书中可略窥一二。整本书厚达近五百页，但谈到自己的中学岁月，李安只用了短短五页篇幅，里面甚至还有一页半，是他的好友回忆两人的年少情谊。
在典型的“外省”家庭中长大，李安从小跟着妈妈看电影，小学三年级时就自编自导话剧找同学一起表演，还会反串女生，但这些天赋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显得不值一提。
李安身为台南一中校长李升的大儿子，书读不好，就是自尊上最大的挫折，“青春期我在行为上倒没什么叛逆，就是喜欢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彼时驼背又害羞的李安，对高中的印象，除了上课，就是补习。帮他补习的老师，全是台湾中南部名师，但成绩不见起色，倒是高一时李安就勇敢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志向，“其它科目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
大人们对此不以为意，当然也无法帮助李安在联考的困境中杀出重围。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考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
灵魂第一次获解放
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不过，李安虽然在艺专如鱼得水，但父亲的期待也一直悬在年轻的心上。他回忆在专二升专三的暑期环岛巡回公演，因为累成黑瘦模样而被老爸训了一句“什么鬼样子”。他愤而走回房间把房门锁上，“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即使后来父亲答应李安去国外念电影，初衷也是希望他拿个博士成为学者。
二十三岁前，李安在台湾度过，青春时期在学业上的不顺遂、无法满足父亲的期望，让李安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毫无保留地拼命去尽最大努力，不断地给自己压力，仿佛一直想要证明什么。即使后来拍了《卧虎藏龙》，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加持，李安还是会说，“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手无策，只有用梦境去解脱我的挫败感。”
反倒是当年对这个长子有着传统士大夫期望的李爸爸，曾写卡片劝解儿子，“用力不要太深，着色不要太重。”
从青涩紧张到大气从容，全世界的影评人总是想要为李安的成功找理由。但找到最后，那个镜头可能就是落在一个瘦小的十六岁台湾男孩，对着自己不敢反抗但又不愿顺从的父亲说，“我想当导演！”(马岳琳)